德国大众中国首代留德博士张绥新的中国机会
2007-10-8 18:51:23

张绥新,中国车圈里一位特殊但又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祖籍山西,1953年出生在内蒙古杭锦后旗;上个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德工作;后来成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委派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驻华首席代表;因为他学历高深,知识渊博,待人亲切,周围同事和汽车界的同行都喜欢称他为“张博士”。
采访过张博士的中国记者不少,但他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文革结束前那段痛苦的往事。在2006年的最后一场大雪后,基于与张博士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他破例在休假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谈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
张博士的父亲曾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是绥远起义的签字官,解放后担任某大专学校的校长。1966年文革爆发后,造反派有一天冲进他的家。父亲被抓走时对张绥新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你长大了,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
“从这一天起,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张说,失去了父亲的同时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他开始四处打工挣钱。到中学“毕业”时,别的同学都去插了队或进了“兵团”,而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享受这种“崇高”的待遇,只好继续四处寻找工作的机会。县城的一家街道小工厂收下了他,他成了一名工人。
某一天,当他偶然得知当地的“革委会主任”就是他父亲当年的通信员时,张去找了他,希望能给自己换个工作。九死一生后放回来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说:“你年纪还小,应该上大学。”
尽管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已经向社会关上了大门,只接收各单位送去的“工农兵学员”,但父亲的这番话仍然对张绥新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他一直憧憬着有一天可以走进大学的校门。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了当时的内蒙古工学院,老师们看到这位如此渴望学习的青年,就建议他来当旁听生,但只能教他知识,不管将来的文凭。张大喜,立刻赶回工厂提出申请,却被拒绝了,他下决心将来有一天一定要考上这所大学。
转眼到了“文革”后期的1976年,这一年张绥新23岁,已是那家小工厂的技术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让张绥新欣喜若狂,他感觉到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就要来到了。在临近高考的3个月中,他像“翻小说般把中学课本都翻了一遍”之后,以“惟一志愿”和优异成绩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内蒙古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
“大学4年是我最怀念的时光,多年被压抑的热情终于被释放出来了,那时感觉就像畅游在蓝色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大学4年也是我最骄傲的时光,不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还成了全校那一届仅有的两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回首自己当年的学习生涯,张的脸上泛出幸福的光彩。
改革开放带给了张绥新那一代人新的机会。邓小平关于派遣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的建议,使张成为第一批出国学习的研究生。他进入德国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经济工程师专业,成为最早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在德国学习之刻苦和成绩之出色,使得他在德国的博士指导老师——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管理教授,在多年后仍以他为榜样鼓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张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德国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阶段,张也在大众公司获得了新的机会。
几年后,当张博士回国担任首席代表时结识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他对毛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的父亲,没有他,我今天可能还是一个小工厂的技术员。”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大众的今天”
张绥新出任大众中国首代已整整10年,这10年中他目睹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小到大,他感慨道:“1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在改革开放中起步不久的发展中国家;1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能够见证并且直接参与中国的飞速发展过程,我感到激动和自豪。”
1997年初,当经济界还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中国是否需要实现软着陆”、“中国汽车市场能否达到10%年的增长”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那场危机中,中国表现非常出色,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大国风范。”经济科班出身的张如此评价。
危机之后,中国迎来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成果,先是取得入世谈判成功,接着又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现有的经济理论在这种发展态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投身其中,才能感受到中国发展的速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汽车工业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轿车开始走入普通百姓家庭,成了中国大城市民众的日常代步工具。
说到这10年让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时,张不假思索地说“一是上海大众新一轮合资合作谈判成功;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谈判成功;三是经历了大众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
1984年成立的上海大众是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德双方签署的第一份合资合同甚至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制定《合资企业法》的重要参考。那份合同规定上海大众合作的期限是25年,因此到了2001年势必要开展新合资合同的谈判。当时正值中国准备加入WTO时期,根据WTO原则,原合同中的很多条款都需要重新修改。作为德方的主谈者,张的任务艰巨。“好在我们终于在2002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大众总部的前一天达成了一致。”张说:“双方虽然有不少分歧,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乐于交流意见,最终双方也都能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是大众在中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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