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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授到加国打工者 我仍有1001种理由活着
2007-10-8 18:40:33
拥有美加两国博士学位的华裔移民蒋国兵在多伦多跳桥身亡一事，激起了华人社区的巨大反响，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蒋国兵的死因现在还并不清楚，也许永远也清楚不了。但是，不论这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说：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坚强的活下去！
如果有一千个自杀的理由，那么，就该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活下去！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多伦多也同样不相信。活下去并不容易，每一天都要挣扎，每一天都要与工作、与他人、与家庭、与自己争战。可这就是生活啊！
我也想过自杀，有好多次几乎走到了自杀的边缘，我也曾多次问我自己：为什么活下去？这么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我，一个当年的文科教授，今天的打工者，四年多来每天上夜班：晚12点到早8点，在管工的监视下，做着辛苦的体力工作，挣微薄的小时工资。我一身是病，已经不年轻了，抬眼望，是一望无边的打工的日子……。
虽然，我不能忘情与专业，余暇之时，仍弄弄笔墨，但我知道，专业、校园、学术圈，已经是“失去的天堂”。
“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哈姆雷特的著名疑问，在我的心里响了差不多整整五年！每一天，我都从这个问题中努力浮出水面，去打8小时工。
几年来，到多伦多最廉价的商店，买最廉价的食品，把消费控到最低，终于攒出了一笔钱，贷款买了个condo TownHouse，一算账，这几年房子涨价的结果，把打工几年的钱都涨进去了，等于白干！
唯一能安慰人心的多伦多夏季美景，也因油价高涨而望洋生叹。好在，多伦多的蓝天白云依然无遮无拦，任我凭窗远眺。
我现在打定了主意要活下去。
支持我活着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我从人类一路挣扎的历史中，看到了今天生活的美好。千百年来，人们生活的第一需求是温饱。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当年的老知青。我的童年，一直到我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七十年代末，人们的生活仍然是极其低水平的。今天，我们在多伦多的“苦难生活”，拿那时的眼光来看，已经是天堂了。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满足？我为什么有那么深沉的不幸感？
我还想，我为什么有那么深的苦难感？它来自于哪里？我最后看到，这东西叫“自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比大众更强。他们首先把自己定位在“精英”阶层。然后把“精英”理解为文化上高于大众(其实正如鲁迅所言“博学家多浅，专门家多悖”，知识分子只是某方面有专长罢了)，见识上也一定高于大众，生活上也应当高于大众，结果，一旦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就认为社会不公，就感到怀才不遇。
这么想过之后，我就想，我凭什么一定要生活在上层？一定要能爬到俯瞰芸芸众生的位置才觉得自己不委屈？老百姓过这种日子就应该，就正常，我过这日子，就得直着脖子叫苦？
再说，对知识分子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从传统教育观上看，读书求学，从原始意义上讲，是追求对知识的认识，是一种精神需求，至于“学而优则富”，则是“副产品”。现代社会教育走向市场化，走向实用化，也走向世俗化，于是，今天，人们把读书学习当成改变身份，改变身价，改变生活水平的目的。这与古时人们读书的用意，已经南辕北辙了。有学生问欧几里德学几何有什么“好处”，欧几里德立即让仆人拿几个小钱打发他走人，因为这学生想从学习几何中获取实利。知识由“道”而“器”，是今天的现实。当年古希腊人强调“爱智”，今天的现代人眼睛盯着的是钱。而我，就是一个未能免俗者。
我作为一名文科学者，读书研究思考是自己的专业追求，能与职业挂钩当然好，不能，只要追求心仍在，依然能够进行，职业和兴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加拿大的奥运运动员，上了场，他可能是长跑或举重的选手，下了场，他可能是推销员或经理。他的职业是用来维生的，他的兴趣是他所爱好的。这是这个社会的情形。知识分子也是同样。不能因为有了知识，社会就得把他供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在加拿大，知识分子打工没什么不正常，倒是中国社会把知识分子惯坏了，惯了一身毛病。到了加拿大后，就像再也得不到糖吃了的孩子，撒泼打滚地哭闹。不信，换了中国农民来试试，哪个中国农民不欢天喜地？你知识分子凭什么比农民高贵？！
难道一定当上多伦多的教授或是获得了让人闻声起敬的职位就幸福了？我知道其实不然。哈佛医学院的高知们在高度竞争中，曾有过丑态百出的表演，他们内心并不快乐。何以见得有了体面的工作，有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就算是幸福在握？
当然，也有人想自杀的因素很堂皇正大：人类危机，环境恶化，人心不古，种族歧视，地球变暖，前景绝望，末日来临……。我想，这些也是现实，杞人忧天并不无道理。不过，从人类长期的历史来看，哪一个时期不是思想家眼中的末日？人类永远是在“末日”的危言中一天天走过来的。面对文明发展对古老美德的冲击，老子庄子曾大呼“绝圣弃智”；面对资本主义初期狰狞喋血的现状，马克思曾批判它“每个毛孔都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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